中国快递业在近年急速崛起，形成繁华而混乱的草莽格局。但随着消费者理性选择意识的养成，跨国快递巨头的进入，国内快递权力的洗牌，快递流程规范的完善，这个草莽格局将慢慢被终结。

　　

　　中国快递协会副秘书长，前上海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

联邦快递广州转运中心的工人在分拣线上刷条码分拣包裹。

　　这些国际快递巨头今后将是国内快递企业的强劲对手。

　　急速发展

　　南都周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迄今，中国快递业发展状况是怎样的？

　　邵钟林：1987年，整个一年的快递业务是153万件，业务收入8000万。2010年，中国快递行业总收入在573亿左右，此前一年的2009年是479亿，2008年是408亿，差不多每年都是两位数的增长。在中国国民经济当中，持续数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的行业不多。

　　2010年9月，中国快递业平均每天的业务量已经突破1000万件，排在世界第三位。日本快递一天总件数大概是1300万件，美国大概是3000万件。

　　南都周刊：从时代背景上看，为什么会有快递业的高速发展及快递企业数量的激增？

　　邵钟林：快递业的出现和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分不开的，商品经济的活跃，是快递业务出现的最主要原因。特别是从21世纪初开始，电子商务迅速发展，快递业务急剧增加。大家都知道，只要社会有需求，市场经济里头必然有人会去做，很多民营快递企业就这样不断出现了。

　　现在看，其实快递行业不单满足了老百姓一般的生活需要，而且相当大一部分是用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

　　南都周刊：这些年来，快递企业的盈利和竞争状况是怎样的？

　　邵钟林：快递企业盈利空间都不大，都处于微利状态，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的低价恶性竞争。微利甚至无利也要干，为什么？为了抢占市场份额，每单业务哪怕我只涨5毛钱，客户可能就流失到竞争对手那里去了，尤其在一些大客户的争夺上，竞争惨烈。

　　不过，我感觉，从2010年开始，消费者开始注重品牌效应了，有的已经不再计较细微的价格差别了，他会选择服务品质好、声誉好的快递企业来合作。

　　现在，在国内民营快递企业中，业务量最大的顺丰、申通、中通、圆通、韵达这五家，每天业务量都超过100万件，是领头羊。论业务量，邮政EMS可能排不到第一，但它网络覆盖面最大。这些企业，有的在作上市准备，估计不用很长时间就能听到消息了。

　　法律门槛

　　南都周刊：现在的法律法规对快递业有什么规定？

　　邵钟林：2009年的新《邮政法》作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它把整个递送业务分成了两大类，其中一大类叫做普遍服务，也就是说，在中国境内的每个公民在任何时间段在任何地点都能享受到一种普遍的、持续的、基本的通信服务。从理论上讲，普遍服务是国家责任，是国家向老百姓提供的服务，国家指定国营邮政企业完成这个任务。平信、挂号信、包裹、印刷品，就属于这类服务。

　　新《邮政法》规定的第二大类是快递服务。快递服务是普遍服务的增值服务，它的服务价格一般要比普遍服务高，但它速度要快一点，服务深度要好一点，上门揽收、送货上门。有人认为普遍服务是一种垄断，其实也不是，所谓的垄断是我能干你不能干，现在规定的是，印刷品、信件、包裹有重量限制，在一定重量范围内的，老百姓来寄，邮政企业不能拒收，因为这是国家责任。但不是说你邮政能做包裹，其他企业就不能做包裹了，只要你能做，就可以做，并非邮政专营。只是，如果你不能做，可以拒收。在包裹这个领域，中铁、物流公司以及长途汽车一直在做。

　　南都周刊：据称新《邮政法》出台后，国内三成民营快递企业倒闭，实际情况如何？

　　邵钟林：三成倒闭那不是事实。新《邮政法》对快递行业来说，等于是要实行许可制度了。在此之前做快递业务是没有门槛的，谁愿意做谁就做。

　　南都周刊：许可制度的门槛有多高呢？

　　邵钟林：从注册资金上说，同城快递50万，国内快递100万，国际快递200万。这个门槛其实根本就不高。一个企业如果做国际快递业务，别说200万，你2000万、2个亿的投入都不够。

　　不过，你说它门槛不高吧，如果特别小的网点，你让它哪怕拿50万出来，都会有压力。另外一个门槛就是，企业员工人数不少于15人，要有和业务相适应的处理场地和交通运输工具。大概就是这些。总的来说，我认为要求是不高的。

　　发展瓶颈

　　南都周刊：对屡被提及的快递公司野蛮分拣、暴力卸货，以及常有发生的各种快递投诉，你怎么看？

　　邵钟林：我觉得这是由于快递行业业务处理能力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造成的，也就是说，现在的快递业务是供不应求的。

　　网上购物以前只是一个消费方式，现在有些人已经把它发展成为生活方式了，吃穿住用行都离不开网购，没有网购好像就过不下去了。有些人说，我可以几个月不去商场不去超市，但样样物品都能买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快递有了很大依赖性。

　　南都周刊：除了供不应求，是否也和快递公司企业文化、管理者及快递员素质、培训或许缺失有关系呢？

　　邵钟林：这倒也是。但现在看，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供不应求的问题，在快递公司的生产能力不够的前提下，员工素质再高，人手、车子、场地不够用总归是没办法的。

　　南都周刊：要解决野蛮分拣和卸货这些问题，你有怎样的建议？

　　邵钟林：首先要增加设备，增加流水线，不能靠人，要靠流水线或容器来解决，分拣后的邮件，要么放到传送带上，有人等着，是什么地方的邮件，就对应什么人拿走。要么把邮件分别放入相应容器里，比如塑料或铁的筐筐，天津的快件放这里，济南的放那里，分门别类，分完以后放到车上，再把车推走。

　　邮政监管部门要作出明确规定，快递企业必须规范操作流程。我估计在今年一季度有望出台这样一个规范性文件，必将是有约束力的。

　　南都周刊：你觉得现在中国快递行业发展的瓶颈有哪些？

　　邵钟林：要构成一个快递公司的生产能力，首要需要的是处理场地，现在民营快递公司征地是很难的。很多快递企业都是轻资产的，设备资产都不足，征地成本很高，去银行贷款，银行一看公司没多少值钱的东西，不肯放款。没有土地就不能建立分拨中心，不能建立处理场地，快件堆积如山。这是第一个瓶颈。

　　第二个瓶颈是，现在很多城市对送货车辆有限制，快递的送货车辆恰恰是不能被限制的，快递企业的生产是按分钟计算的，车辆经常被截住、罚款、扣车，很挠头。现在，很多城市交通拥堵，交通部门对车辆采取了各种限行措施，这也影响到了快递业务发展。

　　第三个瓶颈是，快递企业是需要大量花钱的，比如买土地、建房子、买车，甚至于像顺丰一样要买飞机，要上先进的IT技术。这没有大量资金投入是不行的，但快递企业资金是比较短缺的，靠内部积累，短期内很难完成。

　　第四个瓶颈就是劳动力短缺。劳动力是决定一个行业服务质量优劣的决定性因素，由于过去我们相当一部分企业采取的是低价政策，低价竞争和扩张，利润单薄，微利甚至无利，到最后，连简单的再生产都无法为继了。怎么办呢？接下来就是把不能省的也省掉了。比如员工应该用100个，他用了70个，你说，这个服务质量还能好吗？

　　南都周刊：UPS、DHL、TNT也在尝试进入中国，在你看来，它们对未来国内快递企业的冲击会有多大？

　　邵钟林：现在这几家跨国企业都没有在中国拿到牌照，还在申请中，一旦申请成功，国内快递市场将重新洗牌。

　　如何维权

　　南都周刊：按照规范，快递员上门要如何做？消费者如果对服务不满，该如何维权？

　　邵钟林：按照标准，快递员必须送货上门。快递单要如实填写，不能因为是摄像机笔记本电脑容易丢，就不具体写名称，快递员如果持有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

　　关于消费者维权，以快件丢失为例，现在是以民法的原则来赔偿，也即约定的原则，我们提前说好，东西丢了只能赔多少或者必须赔多少，赔少了不行，双方约定。

　　快件有两种，一种是不保价的，按照约定标准赔偿。一种是保价的，消费者提前声明我这东西值多少钱，交相应比例的保险费用，运输过程中货物丢失按照保价金额赔偿。快递单上有快递公司印刷好的合同文本，是经过有关部门审查通过的。

　　快递员需要让消费者阅读单子背面合同，同意了才能递送。很多快递员做得不规范。照理说，要填写物品价值。有些快递公司有明确的标准，多少价值以上的物品一定要保价，多少价值以下可以不用。

　　南都周刊：你对消费者有什么建议？

　　邵钟林：我建议大家在寄送价值较高物品时，选择信誉好一些的快递企业，支付一定的保价费用。如果你觉得没有那么贵重，丢了按照快递公司的赔偿标准也能接受，那也可以。一般来说，事先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做；事先没有约定的，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的话，消费者可以起诉快递公司到法院。